第一卷 探索农村税改 第1章 新兴镇开始探索税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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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探索农村税改第1章新兴镇开始探索税费改革

当李培杰和刘兴杰看到《农民日报》的一篇题为《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社论时，顿时豁然开朗。

在10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马明业就让太和县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对太和农民负担进行问卷调查。

在研讨会上，有关领导和著名专家都对河北省搞的这个公粮制改革试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92年12月20日，是个天气晴朗的冬天的早晨。一大早，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政府就开始忙碌起来，四处张贴镇长李培杰署名的政府公告。公告中说：

1、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再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2、全镇8.9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30元，夏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3、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公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走向市场的决心。

原来，在20世纪90年代，发源于安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辉煌，也伴随中国农村走过了大半个80年代。

但是，后来不断增加的农民负担，使农村各种矛盾与问题不断加深，让农村焦虑不安。

因为在我国广大地区，农村社会的运转基本上就是通过向农民收费完成的。农民负担重就重在要承受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集资和罚款上。

此时，安徽农村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整个中国的农村也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

“土地承包后向哪里去，如何再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人们期待着中国农村出现第二次飞跃。

当时，上任不久的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镇长李培杰与镇党委书记刘兴杰，正在为难以完成的收费任务而头痛。

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31万元，农业特产税24万元，耕地占用税2.4万元，烤烟产品税81.5万元，提留统筹款162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320万元，人均负担高出100元，亩均负担也在50元以上。

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镇政府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10%，有时甚至达到20%到30%，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10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他感慨地说：“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9月，当李培杰和刘兴杰看到《农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时，顿时豁然开朗。这篇题为《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使他们产生了“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税改念头。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7万元上下，全年就是85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20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50万元；加上建设费40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20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20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260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8.7万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30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