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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在白河镇街道居委会工作，接触人多，对白河镇和其他地方革命和造反的事知道得也多。柳如竹被打得屎淌的事就是舅舅讲的；还说柳如竹被打出毛病来，大小便失禁，裤裆里整天兜一块布。舅舅一回家就把外面这些事讲给我们听，听得让人乍惊乍恐。外公也听舅舅讲，听过总是沉着脸，不问，也不应声。只有舅舅一个小儿子不懂事，听了咯咯咯乱笑。
那段日子，外公身体时好时坏，有时一天只吃一碗粥。舅母就做开胃的东西给他吃，舅舅还要请医生。外公说，上医之道顺乎自然，不想吃便不吃，不必请先生。但后来外公身体越来越不好，症状还是发低热，舅舅请了医生。
这个医生叫孙小先，是当年白河镇采芝堂老中医孙二先的小儿子，常到外公家玩。孙小先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对衣着容貌的考究。我每回看到他，他稀疏的头发都上了油，梳得整整齐齐；衣裳像才换上身的，能看出折叠过的印痕。他一到外公家，不管椅子上有没有灰尘，总要用鸡毛掸子仔细掸一遍才坐下，起身后再用手把衣裳掸掸。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不出诊了，只有听说外公生病，才来过几次。孙小先不仅医道深，象棋也下得出名，特别是二胡拉得好。有回我见到他，他正坐在外公床跟前，三根枯指搭在外公腕上诊脉，一双眼睛盯着棋盘下棋。那天外公精气神不错，连下三盘，下完棋还留孙小先一起吃晚饭，吃过饭请他拉二胡。二胡是外公家的。他先拉《良宵》，后拉《空山鸟语》；《空山鸟语》连拉两遍。
外公眯着眼睛听，头微微晃动着，一副陶醉的样子；听完过一会才慢慢睁开眼睛，好像才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满脸欢喜相。
双手抹一把脸，说：
“《空山鸟语》好哩，听了心静。”
我只感到拉得好听，鸟叫的声音很像，就问：
“鸟叫得那么热闹，能心静？”
外公笑了：
“那是你没有用心听，你当然不能心静。你要是用心听啊，还能听到龙山寺的晨钟暮鼓哩……”
龙山寺就是外公讲过的西龙山上那座庙。那是他后来告诉我的。那座古庙的大雄宝殿后面有一座钟楼一座鼓楼，但与小镇相隔太远，再好天气看也看不见，哪能听到钟鼓声？
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不懂，还是外公说得太玄。但说到晨钟暮鼓，我马上就想起原来笃志小学堂的那口钟。那钟声洪亮、浑厚，余响绵绵。钟声敲响的时候，小镇东南面都能听得见。尤其是上完晚自习，市声远去，万物复归于静寂，唯闻当当的钟声传来，声音愈发清脆悠扬，听了真的感到很舒畅，很恬悦。
笃志小学堂的钟亭很出名。民国时期，钟亭和楹联的照片几次登上《金陵日报》，一次还登过上海的《申报》；又常有县内外文人名士前来观瞻，不少人还在达逸夫撰书的楹联旁边照相留影。以前小学堂历届毕业生的合影，也是在钟亭前拍照。照的时候师生分站两边，把楹联两句话照在照片中间。
我和外公听孙小先拉《空山鸟语》时，是秋天，外公花坛上的南天竹结出一串串红色的果子。我也从中心小学毕业，上白河镇中学初中一年级了。那时候学生不仅流行穿仿军装的衣裳，学校还跟解放军学，年级叫“连”，班级叫“排”，小组叫“班”。我所在的班级是初中一连四排，也就是初一（4）班。
白河镇中学是在笃志小学堂基础上建起来的。解放后，小学堂先由私立小学改制为公办小学，再由完全小学改建为初级中学。到我上初中前，又扩建成完全中学。文革开始时，学校的钟亭还在使用，“破四旧”时也没有“破”掉。但到了学校成立造反派，一派红卫兵写标语要求彻底砸烂钟亭；另一派写大字报，说只要铲掉钟亭柱子上那副反动楹联，钟亭可以保留。
两派红卫兵一派以高中一连三排学生为主，另一派是高中二连一排的。但两派谁也不买谁的账：先文斗——标语大字报贴满校园；后武斗——打架，打伤五个人，其中重伤两人。最后两派经谈判达成妥协，联合贴出一张大字报，相约一天下午放学后，在钟亭前面辩论其废存问题。而且，两派都推出了主辩手。
那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和几个同学在钟亭旁边等候，我从头到尾观看了辩论过程。
辩论开始，“主铲派”先说。
“主铲派”主辩手一上来就手一挥，然后攥成拳头，竖着：
“革命同学们！这副对联说要‘唤醒世代蒙昧’，这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侮辱！说要‘启开乡村文明’，就是复辟封建主义！对联是反动的，要彻底批判，彻底铲除！”
拳头往下一绕，又竖起来：
“对联反动，但钟亭不反动，为什么要砸烂钟亭？”
“主砸派”主辩手是一名女生，圆脸，撅着一对羊角辫子。
羊角辫子女生没等对方话落音，也一挥手，急着说：
“革命同学们！你们说，对联刻在钟亭上，没有钟亭哪来对联？就好比没有国民党反动统治哪来地主资本家剥削，不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怎么能消灭地主资本家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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